一輩人接力一輩人,成就了今日之《辭源》,也將一種精神傳承下來。這精神,倘若能借由“辭源”之源發(fā)散出去,滲透進各個領(lǐng)域,那將帶來怎樣的文化氣象,又將筑就怎樣的中國之魂
100年前,張元濟等前輩先賢懷揣文化救國之夢,發(fā)出了“國無辭書,無文化之可言”的呼喚,于1908年啟動了《辭源》編纂工作,并于1915年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現(xiàn)代辭書。
100年后,2015年12月24日,歷經(jīng)8年編纂,《辭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發(fā)行。這不僅僅是從400萬字至1200萬字的超越,更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的百年傳承。
這是一種胸懷家國的文化自覺。張元濟,主持商務(wù)印書館期間,頗有遠見地創(chuàng)立字典部,毅然投入“商務(wù)”1/4的資本編纂《辭源》,并親自參與編寫,只因為他深知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前,中國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需要“開啟民智,昌明教育”方能迎來光明時代。陸爾奎,第一版《辭源》的主編,2000多個日夜,羅書十余萬卷,積累成疾,以致失明。而400萬字的《辭源》,融舊學新知于一爐,使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劇烈的文化碰撞、復雜的制度變革和徹底的社會轉(zhuǎn)型中,得以傳承復興、發(fā)揚光大。1931年時,該辭書就已行銷數(shù)十萬冊,成為當時全國小學教師以上水平的知識分子的常備案頭辭書。
這也是一種守正開拓的創(chuàng)新精神。傳統(tǒng)文化要煥發(fā)新的生命,需要找到新方法。《辭源》在編纂方法、編寫體例方面創(chuàng)造了全新格局,對后世的辭書編纂與文化創(chuàng)新具有重大示范作用,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現(xiàn)代辭書史上的一座豐碑。盡管如此,“商務(wù)”出版人一直明白,辭書完成之際便是新的修訂開始之時。只有不斷順應社會發(fā)展,那些永不褪色的價值才能葆有勃勃的生機。于是,我們有了第二版、第三版的《辭源》,相信今后也會有第四次的修訂,它將成為一個民族永遠的文化工程。
這更是一種心甘情愿的奉獻精神。1976年學貫中西的黃秋耘先生參加第二次修訂時,笑稱自己是“遁入空門”,從此青燈常伴閉門窮經(jīng)。而《辭源》第二版主編吳澤炎先生堅持每天做60張卡片,最后竟積有30余萬張卡片,書未修完,惜人已半身不遂。第三版修訂中,3位主編、22位分主編、127位學者,硬是用了1800個日夜完成上億字的校對,書證和釋義的改動量達4萬條,改動率達40%。
人們常說,辭書修訂是一個彈性較大的工作,可多可少,可深可淺,要完成具有相當學術(shù)深度和廣度的修訂,彌補舊版系統(tǒng)上的缺失,殊為不易,這也是眾多文化工程難以善終的原因。相比過去,現(xiàn)在編寫似乎容易了,有海量的數(shù)據(jù)庫電子書可以提供線索,但恰恰是這些浩瀚的資料,更需去偽存真、正本清源的基礎(chǔ)鋪墊。如果沒有一種精神,哪里可以完成一個字一個音的準確校檢?
8年的時間,足以寫一部好的專著,留下幾篇好的論文,可這么多學者卻義無反顧地投入到這項浩大的文化工程中,他們中,最長者已有82歲,最年輕的35歲,每個人都竭盡心力,焚膏繼晷,守護心底的追求。
第一部《英語詞典》的編者塞繆爾·約翰遜在其書大功告成時說,你想要懲罰誰嗎?就讓他去編字典。意大利歷史語言學家斯卡利格也曾這樣形容編撰詞典之苦:十惡不赦的罪犯既不應處決,也不應判強制勞動,而應判去編詞典,因為這種工作包含了一切的折磨和痛苦。這言語中帶著自謔,卻讓行外人能更好理解編纂辭典之艱辛。
吳澤炎曾說:“《辭源》是一輩人接一輩人的事業(yè)”,而辭源人的文化,也在一輩一輩的接力中傳承下來。這精神,倘若能借由“辭源”之源發(fā)散出去,滲透進每個領(lǐng)域,那將帶來怎樣的文化氣象,又將筑就怎樣的中國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