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近日發(fā)布《社會心態(tài)藍皮書》。藍皮書認為，中國目前社會的總體信任進一步下降，人際之間的不信任進一步擴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社會上大多數(shù)人可信，兩到三成信任陌生人。群體間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現(xiàn)為官民、警民、醫(yī)患、民商等社會關系的不信任，也表現(xiàn)在不同階層、群體之間的不信任，從而導致社會沖突增加。
“中國目前社會的總體信任進一步下降，人際之間的不信任進一步擴大”，藍皮書中的這一結論并無多少特異之處。因為在這一結論之前，大到近年來多起社會沖突的熱點事件，小到屢屢困擾我們的老人跌倒扶還是不扶的糾結和爭議，無一不在凸顯社會的信任缺失的嚴峻。而且這種嚴峻性也并非沒有引起人們的高度警覺，去年《人民日報》就曾刊發(fā)系列文章，探討“老百姓何以都成了老不信”。
也許，藍皮書的意義與其說是要引起人們對社會信任缺失新一輪的驚異，還不如認為它提供了一個反思的契機：為什么我們重建社會信任的工作未能取得重要進展？為什么大家都在為社會存在的普遍的不信任而嘆息，但這種共識卻似乎無助于走出信任缺失的困局？
信任之于人類社會的重要性肯定是不言而喻的。一位社會學家曾經(jīng)說過，“當一個人對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時，早上甚至會沒辦法從床上爬起來”。這個例子貌似極端，卻道出了人無法孤立于社會必須仰給于他人的現(xiàn)實，而在這種現(xiàn)實中生存，對他人的信任是最基本的前提。然而信任之于人類的重要性雖亙古如一，但在不同的社會里，信任之建立并得到可靠保障卻有不同的模式。在農業(yè)社會的熟人世界里，人際信任的保障機制主要來源于血緣、親情和個人品質與聲望，而進入現(xiàn)代社會的陌生人世界，傳統(tǒng)的信任模式顯然已無法確保社會成員之間的順利交往，在這個時候，人之所以能夠被他者所信任，完全是因為一種成熟的制度和規(guī)范奠定了彼此信賴的基礎。
正是因為我們已經(jīng)不可避免地進入了現(xiàn)代社會的陌生人世界，所以我們重建社會信任努力的途徑實則已被限定：盡管信任與道德并非全然無關，但對一個社會而言，重建不同成員之間的信任卻無法訴之于道德，更無法訴之于宣講和教化。唯有如藍皮書所建議訴之于制度，即“發(fā)揮公共權力在建立社會信任機制的核心作用，從制度層面建立社會信任機制”，才能逐步擺脫社會信任困境。
一望即知，上述建議也不過是常識而已。更深層的問題在于，人們都在急切呼喚“社會信任機制”，而在這個機制里到底有哪些元素不可或缺？
首要的一點，正常的社會必須具備一個能夠被社會所有成員共同信任的價值權威。在現(xiàn)代社會里，這個價值權威非法律莫屬。公正的法律如果能夠得到公正地執(zhí)行，法律就是被所有人信仰的權威，陌生人交往的恐懼感和不確定性才會煙消云散。其次，必須具備一條通暢的社會流動渠道，當社會某一階層或群體驚詫于自己引起其他階層或群體側目時，應該明白其中的實質在于對方根本看不到進入自己階層或群體的希望。另外，在社會分層無法避免的現(xiàn)實下，社會成員除了努力縮小不同層級之間的物質差距，更重要的則是確保不同階層和群體所享有社會權利的平等。
從《人民日報》感嘆“老不信”到藍皮書警告“社會的總體信任進一步下降”，我們顯然不缺發(fā)現(xiàn)問題的能力，關鍵在于趕緊邁出行動的步伐。實際上，行動的步伐已經(jīng)跨出，前不久最高法要求杜絕“官官相護”、嚴格依法辦案，近日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又明確提出，2013年將推進勞教制度、戶籍制度改革等四項重點工作，全力建設“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從重建社會信任的角度，可以說都是建立社會信任機制的要務。
沒有人愿意活在一個互相猜疑乃至互相傷害的社會里，那種彼此信任的美好值得我們每個社會成員為之努力。
